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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人物--番禺人叶季允开启南洋报业

来源:34348.com银河网投 发布时间:2019-12-30 14:59:27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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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人叶季允开启南洋报业

文 、图 / 林干

大批华人移民来到新加坡,当中的大部分人目不识丁,身处新加坡这个世界航运中心港口,身处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他们因为没有文化受到歧视,因而倍感文化的可贵。在这种背景下,华人移民含辛茹苦也要换取后代得到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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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1891年,左秉隆出任中国驻新加坡领事,他深感海外华人受教育的困难,在任期内发起了兴学运动。之后,新加坡相继出现了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培兰书室、养正书室、进修义学等书院义塾,大大提高了华人的识字率。识字的人多了,渴望获得资讯,了解更多社会信息和经济信息的需求更强烈了。华侨当中有识之士看到有些侨胞与当地居民通婚后,逐渐被同化,担心南洋侨胞丢弃中华文化传统,希望通过办报传播中华文化,开启民智。

华侨富商薛有礼有感于当时“叻地同侨,囿于旧俗,身之与国,漠不相关”,抱着开启早期华侨社会风气、以中华文化教育华社民众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创办了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报纸《叻报》。

薛有礼(1851-1906),祖籍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石榴镇东山村上营社,出生于新加坡,是第五代华人,为当时的新加坡闽籍华侨领袖薛佛记的孙子。他的父亲薛荣樾,曾参与创办1854年在当地成立的萃英书院。薛有礼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精通中、英文。他曾经随同父亲回到厦门经商,对中华文化有一定的认识。薛有礼毕业后,任新加坡汇丰银行买办,为了专心办《叻报》,他毅然辞去薪酬丰厚的职位。薛荣樾十分支持儿子办报,《叻报》创刊之时,薛荣樾正在经营厦门与新加坡之间的航运,时值厦门《鹭江日报》停办,薛荣樾马上把报馆旧设备买下来,运回新加坡给薛有礼使用。

《叻报》于18811210日创刊,报纸缘何取名《叻报》?其实,“叻”是“石叻”的简称。“石叻”原是马来语“Selat”之音译,意为“海峡”,后转为“新加坡”的称谓。《叻报》之取名“叻”,实是从“石叻”衍生而来。

相对今天报纸发行量动辄以万份计,当年的《叻报》发行量只有区区350份。这样低的发行量,自然是亏损经营的。即便如此,薛有礼出于爱国热情和责任感,依然坚持,希望通过报纸的力量使当地的华人更有文化。办报非常艰苦,也不容易,他用了四个字——“独任其难”表明自己接受挑战的决心。

《叻报》创办之初,总编的人选让薛有礼大伤脑筋。新加坡当地,虽然也有不少文人骚客,但是若论办报独当一面,鲜有人能担此重任;中国国内固然人才济济,但大多数又不愿远离故土,来到新加坡开基建业。这时候,香港一个年轻报人叶季允进入了他的视线。

叶季允(1859-1921),生于1859721日,报人、诗人,原名叶季隐,又名叶懋斌,号永翁,又号听松庐诗孙。叶季允少年时代居住广东番禺,颇通文墨,“走笔立就,洒洒数千言”,虽然满腹经纶,但叶季允“唯不慕荣利,无志功名”。19岁时,他到香港《中外新报》任编辑,工作了三年,以文笔犀利、思想深邃而在报界崭露头角。薛有礼便重金礼聘叶季允担任《叻报》主笔。事实证明薛有礼眼光的确独到,《叻报》能够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叶季允。而叶季允也不负重托,一干40年。

薛有礼不仅仅是发现人才的眼光独到,使用人才的襟胸也是十分开阔。他放手让叶季允办报,而且两人的关系不仅仅是老板与雇员的主宾关系,更多的是合作者的关系。

正是由于薛有礼的宽容和开明,叶季允在执笔《叻报》期间,大刀阔斧,借鉴中外报纸,形成了他自己的办报风格。《叻报》在版面内容上包括了社论、新闻、电讯、广告等现代报刊体裁,也为后来者仿效。

《叻报》首办,在新加坡没有先例可循,如何为读者提供丰富的新闻资讯,特别是中国国内的新闻,对于办报人是一大难题。为此,叶季允唯有争取新闻来源的多样化,他引用或转载香港、上海或中国其他大城市的报纸新闻和专稿,丰富中国国内新闻消息;通过《叻报》自己的记者采写本地的独家新闻;翻译本地英文报纸的新闻,增加本地和世界新闻;从代理商和居住在南洋各地的友人来信中,找到一些有趣的信息呈现给读者。

由于《叻报》的出现,华人公共事务有了一个舆论平台。《叻报》针对华人读者群体,结合自己的华文报纸特点,运用舆论维护华人族群利益。当时,殖民当局打算提高黄包车牌照费,直接影响华人黄包车夫收入,《叻报》便代表华人黄包车夫,要求殖民当局复议把黄包车牌照费增至4元的提案。社论指出:“麦家廉市长提议从明年起把黄包车牌照费增至4元,看似无伤大雅,实际上所有黄包车夫将受影响,因为车主必因此提高黄包车的租金,但车夫却因害怕失去好的客户而不敢增加车资,而遭受困扰……”社论说出了华人车夫的心声。

1889年,两名华人议员任期期满,《叻报》在报纸上建议他们再次参选:第一,梧槽区和中央坊的居民以华人居多;第二,这两位议员熟悉市政机关的运作;第三,他们声誉极好,颇受华人尊敬。《叻报》的建议强烈地表达了华人参政维护华族合法权益的要求。

《叻报》在新加坡华人族群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以至于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黄遵宪也曾经借助《叻报》呼吁新加坡华侨捐助中国饥荒,并收到了极好的成效。

叶季允对中华传统文化十分推崇,擅长篆刻,工诗文。他经常与早期南来新加坡的许多著名中国文人与官员,如卫铸生、左秉隆、田嵩岳(晚霞生)等以诗文会友。他们的诗文通过《叻报》的宣传,兴起了整个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旧体文坛的热潮。当时叶季允名气之大,就连台湾著名诗人丘逢甲来新加坡时,也特地到他的住所豆腐街 Upper Chin Chew Street) 登门造访,并赠诗一首给他。

叶季允少年时在番禺生活,小小年纪经常看“大戏”(粤剧),非常喜欢粤剧。他能弹琵琶,弹奏粤曲《六国封相》更是不输艺人。主持《叻报》繁杂编务之余,他便抄写戏文权当休闲。1888年,他抄写了一本有关粤剧(曲)的集子《馔古堂乐谱》。书名右侧上题“光绪戊子冬”,左侧下题“永翁外集”。集子开章即阐明成集用意:“曲谱即笛谱。固无所谓笛谱也。但余性懒而志杂。学无常师。其有由阅本而得者则曲焉。有由聆音而得者则笛焉。古之笙诗有声无辞,则声亦何尝不可得而绘哉。因纂笛谱。”文后列《点绛唇》《珠霑儿》《急三枪》《绿波令》《风入松》《闹元宵》《大开门》《锦帆开》等曲牌笛谱共八首。正文分别是《六国封相》《天官金钱贺寿》《摆花大贺寿》《正本贺寿》《大送子》《玉皇登殿》等六套粤剧带公尺谱的戏文。而他把自己喜欢并且最擅长弹奏的《六国封相》放在《馔古堂乐谱》的首篇。

叶季允把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喜爱融入了《叻报》的写作中。

粤讴是广东曲艺说唱之一,与木鱼、龙舟、南音、板眼被称为“粤调”。粤讴起源于珠江一带的疍歌和咸水歌,本来是珠江花舫、妓院妓女唱咏的情歌,后为岸上瞽姬师娘等人的歌唱。叶季允幼年生活的番禺水乡,正是粤讴的发源地,因此他对这种民间曲艺十分熟悉。叶季允为了劝喻华人遵守道德,在《叻报》每日挥笔写出一篇粤讴,针砭当时新加坡华侨社会赌博、械斗、吸烟等陋俗,这种借歌咏以讽世的副刊文章,生动活泼,朗朗上口,而且又是家乡曲艺,往往一篇刊登,华侨争相传唱,很快便传遍华人社会。

叶季允强调要树“中国衣冠文物之气”,在《叻报》上发表社论《论教子弟》《论诚实乃为人之本》《论傲字为处世大病》《论交友勿事戏谑》《论报恩》等,向华侨灌输传统道德观念。

左秉隆在新加坡创立“会贤社”,吸引当地读书人学习、讨论儒家经典。“会贤社”每个月要举行“月课”,讨论征文的题目,这些题目多来自“四书五经”。叶季允不仅积极参与和支持会贤社,并且在《叻报》上刊登月课试卷,由左秉隆出题,审阅征文,并将获奖者的姓名刊于《叻报》上,以资表扬。他自己则拿出薪俸作为奖金,鼓励获奖者。《叻报》的劝学激励,令新加坡文人争相投稿,互相切磋学问,一时文风大振,儒学文化成为知识阶层的热门话题和必课学问,掀起了华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热情,增强了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叻报》密切关注中国政治风云,但是,它的政治立场往往反映出主笔叶季允忠的忠君爱国思想。

甲午海战失败,引起全国震惊,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变法。《叻报》尊重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所以发表其政论,支持新政,可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叻报》即谴责康有为,又向慈禧太后效忠。     

19111010日辛亥革命爆发,对于这场推翻清朝、震撼中国的大革命,隔天的《叻报》却只字未提,一星期后,才零零星星出现对辛亥革命的报道,但字里行间把革命起义形容为“乱事”,把革命党称为“乱党”,如刊登《中国乱炽电音》《乱党在武昌炮台与国家快船互相炮击》《祖国乱耗汇译专电》《祖国内政及乱事要电汇译》等。可见《叻报》的立场是维护清朝统治,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同年1024日以后的四天内,叶季允发表了一篇《论近日中原大局》的长文。他虽然承认此次“中原之变”是由于“政府之过于暴戾”而“有以制造之”,但他却深叹当局者“不知转计”才“酿成此等局面”(指武昌起义)。

但是,革命在全国如火燎原,清朝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大势所趋,《叻报》不得不改变立场,接受现实,首先将原本在报头上所印有的“清朝宣统三年”改为“岁在辛亥”。19111113日,叶季允在一篇《释忠》的社论中,坦然承认“弃清兴汉”,承认了革命。

《叻报》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态度转变之艰难,可以看出,即便华侨已经在新加坡接触到了西方民主思想,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仍在华侨头脑中根深蒂固。海外华侨在异国的漂泊感迫使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祖国站在他们身后,需要一种归属感和一个自身的效忠目标。当习惯效忠的朝代覆灭时,大部分人一时不知所措,但是,随着民国建立,华侨依然还能看见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这种情绪和态度通过以《叻报》为首的新加坡华文报纸对国内政治局势变换认同感表现出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党人与保皇党人纷纷登陆新加坡,利用华文报纸这个阵地进行论战,宣传自己的主张,争取华侨的支持。而更多的有识之士则是顺应华人社会开启民智,获取政治、文化、经济各种新闻,宣传商业产品等需求,纷纷开办报纸。于是,各种面孔的华文报纸如雨后春笋,陆续露头。

1898年到1911年,处在辛亥革命前夜,保皇党和革命派争取华侨群众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报纸发展也就出现了一个高潮。先后在新加坡创办的支持维新派(即保皇党)的华文报有《天南新报》《南洋总汇新报》;支持革命派的有《图南日报》《南洋总汇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等报纸。这些报纸的版面上弥漫着“保皇”和“革命”的论战硝烟。《中兴日报》由孙中山亲自策划创办,其办报经费亦由同盟会负责统筹。孙中山常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在该报撰文阐述革命的道理。胡汉民、汪精卫、居正、陶成章等革命党要员也在该报多次撰稿,因此《中兴日报》在两派的报纸中实力最为雄厚。

叶季允于1921年离世,也就在同一时期,由他主持的《叻报》开启的新加坡华文报业进入了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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